近阅《中华读书报》，看到有人提出了“娱乐文化”的问题，并且号召学者来“反思”。我对此颇感兴趣，想借贵报篇幅说点看法。
关于文化产品的娱乐功能问题，在电影界是早有热烈讨论的。我就参加过这种讨论，甚至还在电影诞生一百周年时发表文章，为电影作为以娱乐功能为主的大众文化产品细说根源，以期引起电影理论界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关注。由于当今的风气是重视年轻一代而忽略年老人士，所以不论什么问题，人们只关心年轻理论家有什么说法，如果年轻人未有表示，也就算无人过问了。
我首先不赞成把现今十分流行、在人们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份额的大众文化产品称之为“娱乐文化”的产品。把“娱乐”和“精英”加以对立是不太有说服力的，难道精英文化产品（譬如说京剧、诗歌、小说和交响乐）没有娱乐功能？它们无非是精英人士的娱乐品而已。同时还因为这种称谓实际上含有某种轻视的味道。从那篇号召“学者反思文化”的文章来看，这种味道就有不自觉的流露。文章口口声声希望年轻学者们把注意力从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转到娱乐文化上来，理由是娱乐文化来势凶猛，已成了现代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所以急需“学者”们出来“引导娱乐文化使之健康、有序发展”，而从文章向“学者”们提出的理论课题来看，也是以教导大众为主线，甚至赋予他们“引导娱乐文化使之有利于社会发展”的重大使命。实际上在我看来，学者们目前的当务之急应是认清大众文化的历史使命，认清大众文化能在今天与精英文化比肩而立的历史必然性，从而改变轻视大众文化的文化观念，而切莫急急乎站在导师的位置上，用大众文化产品的使用者读之不懂的“学者语言”来对“娱乐文化”进行“学理化的反思和梳理”。对于学界来说，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作到正视和平视大众文化，研究和解释大众文化勃兴的原因和存在发展的合理性。引导云乎者，先不必由学者们来操心。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实际上不是完全对立的。精英文化的存在和高度发展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而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产品的冲击和后来居上也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对两种文化的消长起着决定性推进作用的并不仅仅是政治因素。千百年来，“下里巴人”之所以无法与“阳春白雪”抗争，主要是技术上的原因。要说两种文化的起源，“大众”肯定要早于“精英”。以印刷物或原件的形式存在的精英文化产品，是人类在保留自身精神活动成果的技术上有了重大突破之后的结果。原始的印刷技术只能满足极少数人的需要，于是文化就注定只能在少数人中发展成长，从而形成了精英文化，出现了因脱离了大众才需要的艺术保护人。依靠口头传布的大众文化则相形见绌，只能作为涓涓细流在历史的长河里默默存在。截止20世纪以前，中外历史上都出现过平民能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但是从未有过大众文化因此而可与精英文化拉近距离的情事。相反地，当现代印刷术和音像复制技术的时代来临之后，尽管西方国家的劳动人民并未在掠夺性极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解放，以电影为主力的大众文化还是以不可阻挡之势对精英文化发起了冲击。由此可见，大众文化在本世纪里的迅猛发展并不是“投合了人性中最本能的要求：娱乐”的结果，而是多数人有了消费文化产品的可能的结果。
所谓两种文化的对立，其核心是文化产品的价值的衡定者之间的对立，而两者之间的统一则意味着在文化消费的基础上不同消费者群的和平共处，或两者在同一消费者群中的和平共处。当文化产品的价值要由多数人来衡定时，产品的制造者（作家，艺术家）便要从强人趋己的惯例中解脱出来，走上强己趋人的创作之路。今天在所有的文化领域里都存在着这“两条道路”，全世界的作家和艺术家基本上都是各人找自己的路，悉听尊便，只是在影视领域，不肯走大众文化的路，日子会难过些而已。
如今对于文化消费者来说，两种文化的并存是无人反对的，问题倒是出在文化学者们身上。至少在电影界是如此，肯用正视或平视的眼光来看待受大众欢迎的商业电影的学者尚属少数，至多只是以引导者的身份来“学理化地反思”一下“娱乐电影文化”，指出点问题，向上献出点“有序化”的计策。如果是这样，这类著作不出也罢。
 |
